第3.7条规定，授权同意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特定处理作出明确授权的行为。

〔41 〕 无论国外或国内立法，较一般个人信息而言，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力度更大，也更为全面。例如，2012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条以识别或可识别对个人信息予以界定，其内涵和范围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定义基本相同。

〔8 〕比较来看，无论是美国的隐私保护立法草案，还是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差别不大，均包含生物识别数据。〔7〕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是其本质特征，对其敏感性及其程度，应从形式与实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角度加以判断。可见，《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不应共享、转让为原则，只有当出现业务需要或满足告知同意要求的例外情形时，网络运营者方可进行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共享或转让，且应当采取加密安全措施或进行安全评估。〔3〕参见郑飞：《大数据时代的权利演进与竞合：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到个人数据权》，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45〕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第4.3条的规定：（1）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一级;严重损害为第二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三级;（2）按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二级;严重损害为第三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四级;（3）按国家安全受侵害程度：一般损害为第三级;严重损害为第四级;特别严重损害为第五级。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场景理论与相关立法，兼采静态和动态认定方法，兼顾敏感个人信息利用的情景、目的等变量因素，动态分析信息主体面临权益损害的风险程度，从而对个人信息的敏感度作出准确判定。其实，我们确实有不同的术语去概括这种实质属性，如法律部门、法律调整对象，等等。

如今，宪法相关法的官方定义的中心词是直接保障宪法规定实施，可谓恰如其分。而一些没有被写进这部法律、却写进其他法律的，就没有被我们赋予此种地位，但位阶的差别无法抹杀其他方面的联系与共性。如果是矛盾关系，那么，既然实质宪法是被严格识别出来的，就应当有覆盖与之冲突的前法的效力。《宪法》的位阶——也就是作为根本法的第二重属性——通过这种界限或禁区得以展现。

换句话说，此类规范——在制宪者的判断空间之内——是有资格被写入《宪法》的。民法的渊源多种多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以制定法形式呈现的民法可谓数量庞大，如今有了《民法典》，但也还有《著作权法》《企业破产法》，等等。

然而这多半是一种源于想象的指控。但是，像民法这样的构词方式——前缀词+法——已不存在。林来梵教授、张翔教授也都表达了对相关法这个词语的质疑。早在2006年左右的一轮宪法民法关系论战中，童之伟教授旗帜鲜明地维护宪法的唯一根本法地位，并且坚决认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的语句在当代中国是维护宪法至上性应该采取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措施。

与之类似，张翔教授认为，宪法渊源就是合宪性审查的裁判依据的来源。他明确将宪法性法律排除在我国宪法渊源之外，因为其只涉及宪法内容而非渊源。所以，这与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关联也不大，大概率不会受到实质宪法观的影响。第三种现象是，我们对于宪制性人大立法不够重视，以至于对其中包含的实质宪法规范在建构、阐释我国国家制度的完整框架之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说，宪制性人大立法对《宪法》的补充、延伸乃至调整功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与全面认可。

雷磊教授提出，宪法渊源是宪法适用过程中适用依据的来源。走出困境：一种实质主义的理论修正 （一）本文主张 本文认为，应该还《宪法》以本来面目，这是指，既不折损其应有权威、不阻绝其效力实现，也不要赋予其不能承受的任务。

这种新观念强调实质标准之不可缺少，所以不妨简称为实质主义宪法观，但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提议一种对既有观念的完全颠覆或取代。另一方面，他又把宪法的根本性和至上性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这个原则和道理。

林彦教授早就系统论述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在创设宪法性制度、明确宪法原则等方面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该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版）第1条第1款关于大会会议的召集的规定就体现了与《宪法》的密切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召集。可以说，宪法因其所涉事项的特点，对于立法具体化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最后，我将针对性地提出一种实质主义的修正，主张承认《宪法》以外的法律文本是可以包含实质宪法规范的，并且将论证这种修正之后的观念是对当前国内宪法学理的改善。总体来看，在过往几十年的学理探讨之中，我们是在以下几种语境之中遇到如何称呼（refer）或定义（define）这类法律的问题。遗憾的是，一个基础薄弱的观念势必衍生出更多饱含内在张力的论述，作为其辩护与印证。

要知道，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两重不同属性——规范实质的重要性与规范位阶的至上性——在这两类关系上有着不同的体现或组合方式，不可混为一谈。以英国为典型，不成文宪法国家一般被理解为缺乏一部宪法典（codified constitution）的国家，但其实质意义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则散见于不同形式或渊源之中，其中一种法律形式是议会立法，即制定法（statute），还有一种法律形式是判例。

（一）对宪法变迁的理论回避 宪制性人大立法一再引发宪法变迁，这是此类法律在当前宪法体制下独特作用的体现。笔者也不赞同这个表达，但本文的主旨在于，透过这个用语，深入剖析其反映出的国内宪法学界的一种思维局限，这种局限性制约了我们对于宪法的形式与实质等基础问题的理解，影响所及可谓广泛深远。

有意强调《宪法》或《人大组织法》的规范实质特征的人，认为宪法性可以勉强表明这类法律的调整对象，因此赞同或不反对使用宪法性法律的称谓。前几年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议题在上述背景下经历了又一轮辩论高潮。

在宪法是最高法这个命题之下，宪法获取了一种可以和其他所有部门法产生联结的属性。周教授特别以美国为例来澄清，成文宪法国家同样承认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渊源。宪法渊源是宪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也可以说是宪法本体论层面的问题。然而，多年来，我们都在尽力回避对这类法律作正式地概念化，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宪法性法律。

张翔教授指出，尽管立法受到宪法约束……但立法者仍然享有宪法作为‘框架秩序之下的‘形成空间或者‘形成自由……叶海波教授在更早时候也说过，坚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意味着全国人大的立法必须遵守宪法，但将‘遵守等同为‘具体化，将全国人大的所有立法皆视为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我们应当分别讨论：（1）《宪法》与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关系。

本文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早已放弃或拒绝以实质意义的宪法来作为上位概念。针对我国宪法渊源是否包括宪制性人大立法，学术见解可谓鲜明对立。

较早尝试着从学理层面对此予以回答的，是郝铁川教授，其良性违宪说敏锐地抓住了《宪法》文本与反映改革合理性的后续法律之间的冲突，但他以良性诊断来证立人大立法的正当性并以此排除违宪嫌疑的论证路径，引发很大争议，但郝教授提出问题的角度、判断表面违宪的标准等，都透露出他所持有的形式主义宪法观，而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普遍性的，那场学术争鸣的参与者都处于其框限之中。其次，我将提出，迄至今日的语用混乱或定义困难之深层原因在于一种形式主义宪法观。

马岭教授在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就认为，宪法是一切法律之母，没有什么法律是与宪法‘不相关的，她赞同宪法性法律这个称谓。当然，大多数译介文字使用的是第一种含义。简而言之，根本性是至上性的前提条件与正当理由。这是早在1950年代就已至为清晰的学理。

然而转到国家根本制度方面的法律时，我们却受到某种语言上的阻碍。例如，中国人大网所载人大系统履职学习讲稿《立法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当中，宪法相关法被定义为一般是指直接保障宪法规定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调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在维护国家主权，保证国家政权的运作，保障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利，促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很显然，这是一个实践性、国别性很强的问题。这个建议所获回应寥寥，但也有例外，如马岭教授在谈及我国宪法性法律的特性时，曾经直接形容它们是宪法法，因为其内容与宪法文本本身有直接关系，是关于宪法自身问题的规定……宪法对这些内容一般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需要宪法性法律加以细化。

在这种既定情形下，再用宪法性作为某些法律的修饰语，就不如选取某种更有统摄性的上位概念来得一目了然。两相权衡之下，为了维系一套解释得通的宪法学理，我们应当接受实质主义宪法观。